張大千的四百余方鋅版印章
您當時是出于什么原因去的八德園？
傅申：我是準備研究他，同時要在1990年到1991年辦張大千的展覽。我去的時候，那個地方的水壩已經建好了，八德園正在砍樹。他的大畫室的玻璃窗都打破了，絕大部分重要的東西也已經搬走了。我撿到了一部手抄的敦煌研究手稿。
和張大千一起去敦煌的謝稚柳出版過一本《敦煌藝術序錄》。
孫家勤帶我們進到大畫室，東西丟得蠻零的，我撿了一些大風堂定制的天青釉瓷軸頭，還有一些蠻大的紙，都交給孫家勤了。那部敦煌什么史事記的手稿，我也交給了他。后來孫家勤在臺北的時候，好像送給了他的一個學生，這人是我師大的同學。后來我這個同學決定捐給臺北故宮博物院。那個不是張大千抄的手稿，不是他的筆跡，不知道是誰的稿子，后來抄了幾份，一份捐給故宮了。這是一件事情。但是更重要的是，我撿到一批零散的印章。
有沒有發表過？
傅申：沒有發表，我遲早要發表的。這一批印章是我研究張大千最大的發現。這些不是張大千的自用印，而是張大千收集的古畫上的印章造的鋅版復制品。那個鋅版是一片薄薄的浮雕，釘在一塊木頭上。這塊木頭上，每一個印章下面是文字，在木頭頂上，張大千親筆寫了釋文，什么某某人的鑒賞，或者項元汴收藏之類的。
比如有哪一些常用的？
傅申：我稍微整理了一下，因為散亂了。我用盒子把它整理歸類，整理了幾個盒子，后來就留在佛利爾美術館，我沒有機會具體整理。
大概有多少方？
傅申：差不多四百方，都是古畫上的收藏印。
這是您第一次說出來嗎？
傅申：以前少數人聽聞過，有的人聽到以后去佛利爾美術館看，也不知道怎么樣。我每次碰到張大千家屬，就說這一批印章最好還是讓你們家屬領回去，隨便你們處理，把它銷毀或者怎么樣。跟保羅講了四五次了，但是他說很麻煩。
他也不知道怎么辦？
傅申：不是，這個手續很麻煩，保羅不是一家的主人，還有徐雯波這些人。他和徐雯波講，政府要他們家屬聯合起來領回去，結果徐雯波不管。這套是假印，搬家的時候他們也沒有帶走，散了一地。我收起來，亂七八糟裝在盒子里，帶回佛利爾美術館整理，現在就留在佛利爾美術館。
您有沒有打一套印譜？
傅申：就打了幾個，沒有時間。后來聽說我以前的秘書安明遠曾經打過一套，是張子寧還在佛利爾美術館的時候。后來張子寧也走了，我根本就沒有機會跟他談這個事情。這一套里面的收藏印實在太多了，有些東西是關鍵性的，所以有一次上海博物館的研討會上，丁羲元說《溪岸圖》上的鑒藏章時，我反駁他，不知道畫上的印是從哪里來的呢！他沒聽懂我的意思。印是真的，因為是照相制版的。
張大千還是攝影家，得過攝影獎。在1931年，張善孖和張大千兄弟二游黃山時，便帶了一臺三腳架座式相機，和一架折疊式手照機，相機很笨重，像個箱子一樣的，得叫人搬上去，底片是玻璃底片。這次去黃山帶回來三百多幀底片。他們有一段時間在嘉興，有一個叫鄒靜生的專門為他沖洗，驚訝地說張張都好，張張取景、構圖都很漂亮，盛贊張大千是攝影家。后來精選出十二幀精品，印成散頁攝影集《黃山畫景》。張大千有一幀《蓬萊仙景》，是黃山所攝的云海風景，獲得比利時萬國博覽會的攝影金質獎。之后張大千游覽華山后，還曾選印《華山畫景》。這段時間，張大千對攝影頗為熱衷。他還曾從攝影中參透些畫理，并畫成畫作。
剛造的鋅版印章蓋上去后，顏色怎樣才能像古人當時蓋上去的一樣？
傅申：他們一定會有方法的。聽說張大千有專門的攝影師，替他照畫的照片，照印章的照片，印章都是照原大的，所以鋅版印章是跟著照相版做的。我們現在出版的印譜，也是照相版做的。照相版做的是印刷品，但是用鋅版拿下來，釘在一塊木頭上，蘸著印泥去打，跟印譜印出來的一樣，印譜印出來的就是從原畫上照出來的。上面是一塊木頭，下面就有張大千寫的什么印文、某某收藏等等，如“項元汴珍藏”。
您后來研究張大千造了很多假畫。
傅申：我并沒有用這些印章去辨別。但是這一批印章讓我知道了他的范圍，他的企圖心很大。
每個人理解是不一樣的，所以有些人在看到這些之后，會認為張大千人品有問題。
傅申：是，你講他人品有問題就是人品有問題，造假本來就是一個瑕疵。但是，他的造假也是為了追求畫藝。他在繪畫藝術上一直往上追求，他學陳老蓮，后來學王蒙，學董巨。還不夠，還要到敦煌學唐畫，這是他的畫藝。所以在每一個階段他都要順便造一些仿古的畫。聽說仿古的畫他掛在家里，有專門的裱工把它做舊，做舊以后再畫上來。有段時期日本人買了很多假的石濤，都是他賣的。我書上也講過，因為那個時候，他的家庭經濟條件已經不好，他哥哥經營輪船公司，走長江的，結果有一條船撞沉了，好像還出了人命，家里破產了，就靠他養著。
他造的那些假字畫，一方面是鍛煉自己，一方面也為賺錢。他很喜歡古畫收藏，自己講這個叫“以畫易畫”，以自己的畫來換古畫。要不然，全靠他自己賣畫，錢是不夠的。因為他交友廣泛，對人也很好，愛幫助朋友。那些達官貴人都是他的朋友，所以他一開畫展，馬上都會被貼紅條。
高居翰知道佛利爾美術館藏有這套張大千的四百多方印嗎？
傅申：他不知道。那時我在研究張大千，在1990年，他已經在西部了，不曉得他知道不知道，可能有傳聞過去。
直接知道這件事情的有哪些？
傅申：直接知道的有保羅，我，我的秘書安明遠。究竟多少人曾經要求看過這套印，這個要問安明遠了。
這件事我也聽到過，我想高居翰也肯定聽說了。
傅申：這可能，高居翰本來就知道張大千做各種假畫，所以不管他知不知道這套印，他相信《溪岸圖》是張大千造的假畫，不一定跟這套印有關，他本來就知道張大千做過這些事情。
吳湖帆為張大千所藏董源《溪岸圖》題跋，1946年我寫過一篇《上昆侖尋河源》，討論張大千和董源的關系，高居翰從我這篇論文引用了十九處，論證《溪岸圖》是張大千偽造，好像我替他背書一樣。其實，我不贊同這張畫是張大千畫的這個結論。這張畫明明就是古畫，至于是不是董源另說。
除了《溪岸圖》，高居翰還給上海博物館寫過一篇文章，提到李成《寒林騎驢圖》也是張大千偽造的！
傅申：他的理由是，這張畫張大千收藏過，而且張大千還題了很多。其實，張大千很少在自己造的假畫上題古畫的名，也有例外，但是他平常不會笨到假畫上還要題，讓人家馬上聯想到是他造的。這張李成《寒林騎驢圖》絕對是一張古畫，就像《溪岸圖》也是一張古畫，是不是李成是另外一回事。今天我們再看這張李成，畫的下角好像隱隱約約有字，左下角石頭上面，不完全是角落上。
高居翰這樣的認知，表示他對張大千了解不夠，不僅對張大千了解不夠，而且對張大千筆墨的能力、筆性了解不夠，只知道張大千很會造假，一看到有張大千的題字，他就聯想起來了。
另外，在佛利爾美術館還有八大山人畫的一套冊頁，是非常好的真跡，附了一件還沒有裱的張大千的臨本。那一冊我在佛利爾美術館的時候，就要裱畫師裱起來，兩本擺在一起看看真假，沒有裱的八大山人，就是張大千造的。
您覺得差別主要在哪些方面？
傅申：張大千的筆性比較巧，比較薄，八大山人的比較渾厚，說濁倒也不一定濁，八大有特別的細微。張大千自己也說過，造八大的假畫比石濤難。還有八大山人的題款也非常重要，他說萬一畫了一張很像八大的畫，題款壞了就糟了。所以他是先題八大山人的款，題好了再畫。
您印象中，那四百多套偽印章里面有沒有八大山人的？
傅申：應該有。我整理的時候就有。宋元明清一路下來，我給他整理好，項元汴的印，統統放在一起。項元汴大概二三十方左右，還有歷代的收藏印。孫家勤知道后，他讓我蓋印蓋給他，我蓋了一部分給他，現在不知道到哪兒去了。當時我好像蓋了兩份，一份給孫家勤，蓋了幾十方以后就沒有再繼續了。我等于發現藏經洞一樣，自己很興奮的，但是后來我研究張大千，這套印也沒用，主要還是看筆墨。你對張大千熟悉以后，知道這張畫是不是張大千畫的，不是因為看到那些印對起來的。那個印可能是真的，因為它跟真印是一樣的。
張大千去美國沒帶走這些印？
傅申：他后來不造假畫了，后來眼睛也不好，潑彩了，細工夫不能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