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語]
“永昌大元帥印”是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戰場遺址發現的等級最高的文物之一，對該印章時代及主人的確認對判斷遺址的性質以及相應的歷史有重要意義。通過對印章形制及文字內容的考證，筆者認為該印章即為明末農民軍領袖張獻忠本人于明崇禎十六年（1643年）在湖廣區域征戰期間制作。張獻忠自封為“永昌大元帥”符合當時的形勢，也表達了對政權“永昌”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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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a。方明、吳天文：《彭山江口鎮岷江河道出土明代銀錠—兼論張獻忠江口沉銀》，《四川文物》2006年第4期；
b。冷志均：《彭山縣江口鎮岷江河道出土明代銀錠》，《四川文物》2006年第1期。
[2]《明史》卷六八《輿服志》，第1662頁，中華書局，1974年。
[3]南波：《關于蕩寇將軍印》，《文物》1978年第2期。
[4]a。于鳳芝：《廣西出土九方南明“永歷”官印考》，《文物》1998年第10期；
b。于鳳芝：《“平東將軍之印”考》，《南方文物》1999年第2期。
[5]同4[a]。
[6]a。王其珍、潘言敏：《貴州道真縣出土南明將軍印》，《文物》1985年第8期；
b。曹錦炎、王小紅：《南明官印集釋》，《東南文化》1992年第1期。
[7]同6[b]。
[8]（明）陸容：《菽園雜記》卷一五，第186頁，中華書局，1985年。
[9]《明史》卷六八《輿服四》，第1662頁。
[10]a。后曉榮、程義：《明末張獻忠農民軍用印初探》，《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6年第6期；
b。羅福頤：《李闖王遺印匯考》，《故宮博物院院刊》1980年第1期。
[11]（清）闕名：《紀事略》，《晚明史料叢書》，第43頁，中華書局，1959年。
[12]同10[a]。
[13]張金梁：《明代朝廷璽印研究》，《中國歷史文物》2008年第5期，文章中對其它結構的字體的九疊如何書寫亦做了介紹。
[14] 張金梁：《明代朝廷璽印研究》，《中國歷史文物》2008年第5期。
[15]《明史》卷六八《輿服志》，第1663頁。
[16] （清）毛奇齡：《蠻司合志》卷七，《叢書集成續編》，第57冊，第338頁，上海書店出版社，1985年。
[17]（清）吳偉業：《綏寇紀略》卷一〇，第225頁，中華書局，1985年。
[18] 扎西次仁：《甘孜州發現大西農民政權的一方鑒金銅印》，《四川文物》1984年第4期。
[19] 同10[a]。
[20]（清）錢軹：《甲申傳信錄》，第104頁，上海書店，1982年。
[21]《明史》卷一《太祖本紀》，第12頁。
[22]《明史》卷三一〇《土司列傳·湖廣土司》，第7985頁。
[23]《明史》卷三一二《土司列傳·四川土司》，第8056頁。
[24]《明史》卷二七九《呂大器傳》，第7143頁。
[25] （明）謝蕡：《后鑒錄》，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室編：《明史資料叢刊（第1輯）》，第10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
[26] （明）瞿九思：《萬歷武功錄》卷二《劉汝國傳》，第220頁，中華書局，1962年。
[27] 《明史》卷三〇九《流賊列傳·李自成》，第7959頁。
[28] （清）李學裕：《肥鄉縣志》卷二《事紀》，第25頁，雍正十年。
[29] （清）錢軹：《甲申傳信錄》，第101頁。
[30]《明史》卷二四二《程紹傳》，第6283頁。
[31]（清）楊鴻基：《蜀難紀實》，附于段玉裁編：《富順縣志》卷五《鄉賢》，乾隆四十二年。
?。ū疚脑d于《四川文物》2018年第3期，作者李飛為江口古戰場遺址考古發掘副領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