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印的時代
江口沉銀遺址目前已被確認為大順三年（1646年）楊展與張獻忠江口大戰的戰場遺址，文獻中對這一歷史事件多有記載，2017年以來的考古發掘也基本證明了遺址的性質。江口沉銀遺址發現的大量財物主要為張獻忠歷年征戰中所獲，特別是大西軍于崇禎十六年（1643年）以后，陸續攻占湖北、湖南、江西以及廣東、廣西的北部，并于崇禎十七年入川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權，大量的財物當為張獻忠在這個時間獲得。而金印作為遺址中發現的最高等級的文物之一，無疑與這一歷史事件相關。
此前的考證中各方認為印章主人可能是與江口沉銀發生同時代的張獻忠、李自成、李定國、孫可望等人，但鑒于該遺址出水文物來源廣泛，大量文物的時代為明代中晚期；[1]另不排除部分文物時代更早，一直保存至明末。故有必要把金印放到大順二年之前更長的時段去認識，以確定其時代。“永昌大元帥印”從其形制及文字看，應當說有比較明確的時代特征。
首先，該金印為虎鈕，將虎鈕普遍用于印章的是明代及南明的將軍印。《明史·輿服志》“武臣受重寄者，征西、鎮朔、平蠻諸將軍，銀印，虎鈕，方三寸三分，厚九分，柳葉篆文”。[2]如崇禎十六年鑄的“蕩寇將軍印”即為伏虎鈕，銀質，方形，邊長10.4厘米，與金印基本一致，印的字體為柳葉篆；[3]其后南明也繼承了明代的形制，多枚將軍印均為虎鈕。廣西玉林發現的永歷六年“平東將軍印”，銅質，印身為三層臺式，鈕與“永昌大元帥印”同為立虎，印面正方形，邊長10.09厘米，字體為柳葉篆（圖二）。據于鳳芝考證為孫可望本人印，孫可望曾為張獻忠賬下“平東將軍”，孫可望復大西軍時稱號，表明其繼承張獻忠遺志；[4]廣西發現永歷三年“援江將軍之印”，銅質，印身為三層臺式，蹲踞狀虎鈕，底邊長10.2厘米；[5]貴州道真縣發現永歷二年“規秦將軍之印”，銅質，印身為三層臺式，虎鈕，邊長10.9厘米，印背刻“以銅代銀”，顯然南明永歷政權因財政困難故以銅代銀；[6]另浙江長興也發現過南明永歷三年鄭鴻逵“靖虜將軍之印”，銅質，虎鈕，邊長10.9厘米。[7]從以上發現看，“永昌大元帥印”無論從虎鈕還是其尺寸都與明代和南明的將軍印類似。
圖二 廣西玉林“平東將軍印”同時金印文字做九疊篆文，與明代將軍印的柳葉篆不同。但是明代官印常用的字體，成化時陸容所著《菽園雜記》云：“本朝文武衙門印章，一品二品用銀，三品到九品用銅，方幅大小，各有一定分寸……篆文皆九疊。”[8]另《明史·輿服志》記：“百官印信……俱直紐，九疊篆文”[9]。據張金梁研究，明代之前的宋遼金元，疊篆已經出現，但對疊篆的疊數沒有規定；只有明代明確規定了官印必須是九疊篆文。從目前考古發現情況看，不僅明代和南明，在大順政權、大西政權的官印均使用了明代的九疊篆文，在印章的形制方面也基本上繼承了明代的制度。[10]大西政權建立后，文獻載“追收全川文武印信，改鑄七疊印文”[11]，后曉榮等認為今所見大西政權印章都是確系“七疊印文”，[12]但事實上這些印信均應采用了“九疊篆”，張金梁認為“九疊篆”的“九”是確切之數，其中獨體字及上下、上中下結構的字，從上至下必須要有九條橫出現。[13]而大西政權的印章中的一些常用字“印”、“官”“司”等與明代印信并無區別，當為九疊篆，而非記載的“七疊印文”。
綜上所述，該金印的時代當為明代至南明時期，包括明末農民軍的諸政權，印章繼承了明代將軍印的虎鈕及尺寸，同時采用了明代官印的九疊篆文。
“永昌大元帥印”（文物資料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