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線記者 唐子晴
作為互聯網“原住民”，出生于1998年的何某靠著編代碼做某知名網絡游戲“外掛”，賺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超6000名玩家每月花6.6元，就能通過何某制作的“外掛”買到游戲里的最新款時裝，還能跳過正常的游戲情節設置，快速直達游戲任務。正當年輕的何某為賺“快錢”得意時，民警找上了門。
近日，?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區分局網絡安全保衛大隊破獲了這起?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案?，斬斷以何某為首的游戲“外掛”黑產鏈。隨著人工智能算法技術的發展，已形成黑灰產業的游戲“外掛”，功能性和隱蔽性也在不斷加強。
民警抓捕現場（成都青羊公安供圖）男子提供“外掛”服務獲利
廠商玩家利益都受損
今年3月，?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區分局網絡安全保衛大隊接到某游戲公司報警，稱有用戶舉報不法分子在網上秘密售賣某大型網絡游戲的作弊“外掛”工具軟件，造成了該游戲公司直接經濟損失28萬余元，潛在損失近千萬元。
接到報警后，民警立即展開偵查程序，成立專案組開展深入研判和長線偵查。隨著偵查深入，這條游戲“外掛”黑產鏈浮出水面。
今年27歲的何某從某計算機職業技術學校畢業后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在自學編程技術后，他開發出一款游戲“外掛”程序，免費提供給游戲玩家，“游戲本身不斷在更新迭代，但因為免費，何某并沒有積極更新，直到有玩家提出可以提供收費服務，和何某不謀而合。”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區分局網絡安全保衛大隊民警熊越說。
就這樣，在明知開發銷售相關游戲“外掛”會嚴重影響游戲平衡、改變原有游戲正常進程的前提下，何某仍針對游戲源碼進行開源篡改并通過社交平臺引流、自建交易站點的協同模式，先后向6000余名游戲玩家持續提供“外掛”服務長達6年，通過非法銷售“外掛”程序已獲利超30萬元，被抓獲時，何某已經寫好了另一款熱門網游的游戲“外掛”程序。
通過購買何某制售的這款游戲“外掛”，玩家能夠獲得游戲中原本不存在的“一鍵領取”“時裝修改”“地點傳送”等功能，“簡單來說，玩家不用在游戲中充值就能購買角色服裝，還能跳過游戲中的很多情節設置。對于網絡游戲而言，游戲商的利益與玩家的上線時間、游戲道具等直接相關聯，‘外掛’技術會對游戲廠商的利益造成嚴重打擊，同時讓普通玩家失去參與感和成就感。”熊越說。
治理網絡游戲“外掛”
業內人士：需要形成共識，也需要多方合力
作為一種新興網絡犯罪，游戲“外掛”的治理也在“與時俱進”。
記者梳理發現，早在2003年12月，國家有關部門就發布了《關于開展對“私服”、“外掛”專項治理的通知》，對“私服”“外掛”違法行為進行了基本定義。“多年來，制售游戲‘外掛’案件應適用何種罪名的問題長期困擾著司法實踐，目前主流觀點有非法經營罪、侵犯著作權罪、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及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程序、工具罪等幾種。”四川發現律師事務所律師王學偉說。
“‘外掛’的類型很多，技術原理和對游戲本身造成的影響損害不盡相同，這也是實踐中界定制售‘外掛’的犯罪行為的難點。”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區分局網絡安全保衛大隊民警龔正告訴記者，辦理這個案子時，一邊偵查一邊和檢察部門充分溝通，檢察官指導辦案民警充分獲取證據，確保證據鏈的完整。
一邊是司法的不斷完善，另一邊則是技術逐利洶涌而來。“客觀來說，隨著近年來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加強，我國當前反‘外掛’走在世界前列，‘外掛’本身也存在技術門檻，但任何軟件都有‘后門’，如果利益夠大就會有人來花時間精力來制作。”創始人王劍坦言。
“使用‘外掛’的玩家有的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或者好勝心，有的為了避開游戲中的重復任務，有的看到其他人使用‘外掛’而效仿，總之使用‘外掛’會打破游戲中的平衡。”四川省電子競技運動協會會長劉葉航告訴記者，反“外掛”需要更多玩家形成共識。
此外，王劍提出，游戲設計本身的問題也可能導致玩家使用“外掛”，“如果游戲存在不平衡的機制、過于嚴苛的付費墻或者極低的掉落率，玩家可能會感到沮喪，從而尋找‘外掛’來繞過這些障礙，游戲開發者也需要不斷改進游戲內容。”
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區分局網絡安全保衛大隊副大隊長萬真一認為，游戲開發者應當重視新技術在治理“外掛”中的重要作用，持續關注實踐中出現的新型“外掛”作弊機制，提高識別新型和復雜“外掛”行為的能力，“今年我們將重點關注此類違法犯罪，各方應多管齊下，綜合運用技術手段和法律手段打擊游戲‘外掛’，引導更多人更全面地看待游戲產業的深層次價值，推動游戲行業繁榮健康發展。”萬真一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