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治理模式和發展方式
《行動計劃》同時提到“平安成都”建設和創新城市內涵式發展方式，余澳認為，這是城市治理模式和發展方式的兩個重要方面。
成都探索黨建引領的社區發展治理與社會綜合治理“雙線融合”機制，建立社區與社會組織、社會工作者、社區志愿者、社會慈善資源聯動機制。通過推動城市治理重心和配套資源向基層下沉，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
他認為，與“三社”相比，“五社”增加了社區志愿者和社區公益慈善資源，為社區治理注入了更多的人力和資源能量。這改變了“三社聯動”模式中政府單一“輸血式”的資源投入模式，拓寬社區資金獲取路徑、彌補政府資金短缺的不足，并且增強社區自身活力和能動性。
“這不僅是中華傳統文化倡導的道德標準和價值理念，放在當下大力實現共同富裕的背景下來看，也是起到了重要導向作用。”余澳表示，這將有利于撬動市場力量參與社區治理，也將有效引導資本規范有序發展，是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發展理念的重要體現。
“創新城市內涵式發展方式，本質上就是高質量發展的要求，我的理解，內涵式發展方式是更注重城市發展的質而不是量，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體現，將更加有助于滿足市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余澳認為，這就需要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因此，成都一方面要通過科技進步提升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實現內生增長；另一方面還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要積極促進生產要素的市場化配置，包括傳統的土地、資本、勞動、技術、管理要素和新增的數據要素。
以土地要素來舉例，農村用地改革將迎來新機遇。2015年起成都市郫都區就作為全國33個試點單位之一，率先推動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成都承擔的改革試點任務，交出了一份比較漂亮的答卷，因此2019年《土地管理法》修正，就破除了農村集體建設用地進入市場的法律障礙。實際上這就是解決一個要素市場化治理的重要改革，目的是要實現同地同價、同地同權。那么，成都在公園城市示范區建設中，可以進一步去探索如何在農村用地中促進要素的市場化配置改革，從而激發農村資源要素活力。
城市用地將創新推進集約化利用。“市場化就是讓資源拿給最有能力的人來用，發揮資源的最大效果，這是經濟學上的一個基本原理。”余澳認為，一方面招商引資要改變以土地為導向的模式，另一方面要建立工業用地的退出機制，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通過推進“標準地” 出讓改革，健全長期租賃、先租后讓、彈性年期等市場供應體系， 提高低效工業用地土地利用率和單位用地面積產出率，真正做到“畝產論英雄”。
《總體方案》賦予了成都系列試點示范和改革授權，余澳認為，這些重大賦能賦權的加持，有利于釋放產業新機遇、鞏固發展新優勢，通過及時創造總結可復制可推廣的典型經驗和制度成果，助力成都城市現代化治理走出一條示范之路。
紅星新聞記者 鐘茜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