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考古出土的李冰石像等文物，也實證了漢代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蜀郡，在兩漢時期物產豐富。它們正是得益于成都平原土地肥沃、水利設施優良的農業生產條件。”
此外，裴君碑描述成都“舊設儲值，瑱盈殿館。金銀文錦，駭目動欲”，也與《后漢書·貢禹傳》“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等記載吻合，說明漢代成都絲綢、金銀器、漆器等手工制造業的興盛，“這也與近年成都老官山漢墓出土的漢代織機、紡織俑等文物印證。”
裴君碑上的文字
農業與手工業的發展，為成都城市的商業發展創造了條件。黃曉楓說，史書上記載兩漢成都，往往形容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城市“既麗且崇”。但裴君碑以“列備五都，眾致珍怪”給出了另一個鮮明的定位。“‘五都’曾見于漢書，是指除都城長安以外，商業最發達的洛陽、邯鄲、臨淄、宛（今南陽）和成都這5座城市。‘列備五都，眾致珍怪’的說法首見于裴君碑，以另一種表述還原了成都在全國的商業地位。”
石碑出土處極可能為文翁石室原址
除了“列備五都”再現成都在兩漢時的城市地位，這兩通漢碑，還為探尋中國最早的官學——文翁石室的位置，提供了珍貴線索。
近年來，不少專家學者根據相關史料和石碑的出土，認為東御街一帶，才是文翁石室最早設立之處。
西漢景帝時，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創辦了中國第一所官學----文翁石室，從此，文脈在此延續兩千多年而不絕。那文翁石室早年創辦的位置，就是現在石室中學所在地嗎？天府漢碑的出土，提供了另一種可能。
黃曉楓說，從漢碑考古發掘的情況來看，它們傾覆以后就沒有被挪動過，因此所在的位置就是原來立碑之處。從碑文來看，兩任太守的功績，主要是興辦學校、培養擢拔人才，尤其李君碑中有“同心齊魯、誘進儒墨”的文字，頌揚了文翁興學、蜀地教育可與齊魯媲美，而李君則繼承文翁辦學傳統，重振教育，恢復了西漢文翁興學的盛況。“從碑文記述的內容來看，考古學者們認為石碑所立之處應是官學所在地，而非衙署所在地。”
李君碑上記載的文字
那石碑所在的官學，就是文翁石室嗎？
在學者們看來這極有可能。黃曉楓說，史料記載文翁石室位于成都郡城南，在秦國張儀所筑的大城以內。同時，東漢時的郫江、江橋、郡城南門等都集中于此。結合到李君碑被洪水傾覆的史料，能以洪水沖倒石碑的應該就是當時的郫江。
此外，史料還記載文翁石室在東漢安帝永初年間（107—113年），遭遇了成都發生的一場大火災。這場大火讓成都城遭到了嚴重破壞，整座城市幾乎毀滅殆盡，只有西漢文翁修建的一間石結構的建筑因為抗火性強，得以保存。此后，文翁學堂得以原址恢復重建。然而宋末元初，文翁石室在長時期的戰亂中被徹底破壞，此后官府以石室遺名開始的重建，已經不在原石室的范圍。結合史料記載和現有出土文物，東御街口漢碑出土處，極可能就是當年文翁興學所建石室之處。
文翁石室的原址，也許還需更多的考古資料才能確證。但兩通漢碑，無疑是漢代成都物產豐饒、教育興盛的珍貴物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