貳 叁石棺葬的建造者 可能是羌族傳說中的戈基人
對汶川縣第一座石棺墓進行了發掘清理之后，馮漢驥便開始對其使用者進行研究。在他后來與童恩正一同發表的《岷江上游的石棺葬》一文中，并沒有當即作出推斷。
不過，他認為，似乎有一點是可以斷言的。“它們（石棺葬）與現居于當地的羌族的祖先似乎無關。”馮漢驥作出這樣的推斷，主要有幾點理由。一是自戰國后期以來，文獻都記載羌族舉行火災而不行穴葬。并且，現在理、汶一帶的羌族也不認為石棺墓的建造者是他們的祖先。他們對于石棺葬的稱法有很多，比如“徭人洞”“徭洞子”“矮子墳”等。
他們認為，岷江上游石棺葬的建造者可能是羌族傳說中的戈基人。文中寫到，有一種傳說似乎與發掘的情況和記載比較吻合。“羌人自遠古即居住于此，戈基人遷入后，征服了羌人，對羌人的生產習俗影響很大，后來又與羌人一起擊敗了其他部族，但不多久，戈基人又遷徙到其他地方去了，而石棺葬為戈基人所留下來的墳墓。”
此后許多年，隨著不斷有新的石棺墓葬發掘出土，人們對于石棺葬建造者和使用者的推測也越來越多。通過出土器物、葬式等分析，一些學者認為石棺葬可能為居住在黃河上游的氐羌系民族，也有僰人說、多民族說、蜀人說等多種說法。直到目前，學術界對于石棺葬的建造者、使用者究竟是誰，也尚未有定論。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關于石棺葬的起源，學術界也存在許多探討。日本學者覺得使用石棺葬是一種信仰崇拜的因素，也有可能是因取材決定。”陳劍說，石棺葬對應的族屬很多，人群也很豐富，雖然目前研究尚無定論，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幾千年前，古代先民就對葬俗有了特別的認識。
他們為什么選擇石棺葬？陳劍說，這可能與取材、信仰等因素有關。“目前來看，岷江上游的石棺葬大都是就地取的板巖，營盤山遺址出土的就是典型。”他說，直到2000年，他們在茂縣考古調查時，仍有一些當地的羌民，建造房屋時依然選取這種石板做瓦。
陶簋式豆。
營盤山石棺葬墓地。叁 茂縣牟托石棺墓主人可能是幸存的蜀國貴族
在岷江上游眾多的石棺葬中，最出名的要數茂縣牟托石棺墓。這座石棺墓因其規模大、等級高而矚目。其出土器物中蜀式器眾多，加上文獻記載，專家推測，這座墓的墓主很可能與蜀文化有關。
牟托村位于茂縣南新鄉，村寨坐落于岷江西岸的臺地上，背倚高山，東臨岷江，西傍牟托溝。山脊中部，一座用板巖人工壘砌的，直徑20米，高3.5米的積石冢叫做“豹圈梁子”。
資料記載，1992年春天，一位當地村民在村后山脊的“豹圈梁子”開荒時，一鋤下去，竟意外挖出了“寶貝”。消息不脛而走。茂縣羌族博物館和阿壩州文管所知曉消息后，于當年3月下旬派出了考古工作人員到現場進行調查清理，試圖揭開“寶坑”的神秘面紗。
當考古專家們走進這里時，他們沒有想到的是，這曾經發掘出土的石棺葬有太多的不一樣。這座墓葬的規模、規格和隨葬器物的數量、奢華程度都堪稱四川第一。
發掘后，考古學家們十分驚喜，墓坑中，隨葬器排列整齊有序，出土隨葬器物170余件，有陶、銅、銅鐵合制、玉石、流利以及漆器、竹器、瑪瑙、綠松石、絲毛織物等。但是，墓中并未發現尸骨或腐朽痕跡。專家猜測，尸骨可能已經完全腐朽失存，也有可能就是一座未葬入尸骨的衣冠墓。
營盤山石棺葬墓地，考古人員整理出土的器物。值得一說的，出土青銅器中，絕大多數為蜀式器。《華陽國志·蜀志》記載：“有蜀侯蠶叢……死作石棺石槨，國人從之。”出土的蜀式青銅器從側面與該記載相呼應。當時的發掘人員也做了相關考證，他們認為，墓葬的主人，應為有王或者首領身份的人。
在2011年的一次考古論壇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高大倫也對此墓墓主身份給出了自己的猜測。他認為，由于這座墓葬中同時出現了象征重要身份的禮樂器青銅罍和甬鐘，這象征著蜀人上等身份，墓葬級別不低。結合文獻，戰國中晚期，秦滅蜀時，也有一些幸存者逃脫，或許，他們就是那時逃到西南夷地區的蜀國貴族。
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戴竺芯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