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規范令的出臺，觸動的是一個群體的利益，特別是經濟利益，因此非常困難。”主導此次行動的成都市教育局副局長婁進，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當選拔精英的初衷變成“全民運動會”以后，“奧數”這面“素質教育”的旗幟，如今被當作學生的“重負”而飽受詬病。

　　幾乎所有人都否定這樣的瘋狂，但又都參與其中，并主動或被動地為其提供了助推力。

　　仔細拆解“全民奧數的背后邏輯和推動力”，就難免為成都禁奧令的前景擔憂。當教育資源不平等、擇校熱，以及這個社會的普遍價值觀都難以改變的時候，“禁奧”挑戰的顯然不只是一個經濟利益的鏈條。

　　瘋狂

　　13歲的蕭蕭(化名)剛剛在“小升初”的戰役里，成功取勝。

　　憑著四川省奧數競賽第一名的成績，蕭蕭成功進入成都一所著名私立初中，并拿到6萬塊錢的獎學金，這相當于她3年的學費。

　　“奧數成績起了決定性作用。”蕭蕭媽媽說。

　　這個結果背后，是每年5000塊錢的學費和蕭蕭兩年幾乎沒有休息時間的付出。

　　五年級開始，蕭蕭跟著成都“金牌奧數老師”羅朝素補習。

　　這是蕭媽媽的決定。盡管拒絕了三年級時老師就提出的要求，她卻在孩子上五年級時幡然醒悟，奧數原來如此重要。

　　“我給幾個初中打電話咨詢，對方直接就問，華賽、奧賽得沒得過獎，我說沒有，但我女兒是市三好，對方就沒那么熱情。換一家，同樣這樣問，我說得過，對方便很熱情，催著趕緊去報名。”

　　就這樣，蕭蕭開始了兩年的奧數學習之旅。蕭媽媽說，如果不是為了升學，她堅決不會讓女兒去念奧數。“女孩子念這個，確實很辛苦。”

　　在蕭蕭生活的這座城市里，每年有近4萬名小學生結束小學學業，進入初中。

　　在成都的上百所初中里，進入“四、七、九中”和少數幾所知名私立學校，幾乎是每個家長和家長駕馭下孩子的驅動力。

　　就像蕭蕭媽媽一樣，每個家長幾乎都發現，“奧數獎牌”是進入這些學校的硬道理。

　　于是，在每年三月份的奧數賽場上，“萬人趕考”的場面連番上演。幾乎全市即將畢業的六年級小學生，都會揮拳上陣，而實際參考的人數，又遠遠高于這個數字，為了增加獲獎的幾率，很多孩子從四年級、五年級就開始趕考。

　　在趕考之前，是兩年、三年甚至更長時間的“訓練”。

　　在蕭蕭的班級里，很多同學同時報了兩三個奧數班，“因為每個老師的風格都不一樣。”到了六年級，語文、英語老師也很知趣地讓出課余時間，讓學生們“全力以赴，攻克奧數”。

　　當孩子們把所有時間都用來解決一道數學難題的時候，他們可能沒意識到一個簡單的數字，在他們中間，99.8%都注定只是陪練。

　　每年，四川省的奧數獎牌，只有300余枚，發給全四川省數學優秀的孩子們。

　　變遷

　　奧數原本不是這個樣子。在被稱作中國奧林匹克之父的裘宗滬的回憶錄里，詳細記載了數學奧林匹克引進中國的最初之意。

　　1958年創辦于羅馬尼亞的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是世界上規模和影響最大的中學生學科競賽。80年代中期引進中國，最初只局限在高中，1991年，小學生才加入進來。

　　“創辦時思路很清楚，小學奧數只是少數人自愿參加的數學課外活動。”裘宗滬在書里強調。

　　從何時開始，奧數競賽背離了最初的設想，從“精英選拔”變成全民盛宴？

　　1991年，第31屆國際奧數大賽在中國的成功舉辦，使奧數在中國的普及度極大提高。隨后，國家教委出臺政策，規定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科學、信息科學五個學科的高中競賽考得好的學生可以免試上大學。同樣的邏輯下，小學的競賽優勝者，也可以保送上初中。

　　和招生政策掛鉤后，“奧賽”便開始一步步踏上狂熱之路。

　　90年代，是中國奧數風行的第一個黃金時期。

　　在成都市民王琢的記憶里，他從1996年讀小學四年級開始上奧數班，但不是到校外，而是學校從各個班級抽出的尖子生專門組成一個班，培養奧數人才，也不用交錢。那一段時間和同學們的相處，成為他人生中溫暖的記憶。

　　在成都市望子成龍培訓學校校長蔣楊斌的感受里，2005年是成都小學生學奧數進入瘋狂的最高潮。

　　“2005年之前，我們一個教學區只有一個奧數班，每個班也就七八個人，05年之后增加到5個班，每個班的學生也增加到25人。”

　　從2001年便開始在成都帶奧數班的支偉力老師，更是感受深刻，“上課的人，每年都增加，幾乎全市的六年級小學生，都會參加奧數競賽。”

　　“目前成都的奧數學習，出現低齡化、功利化、全民化的傾向。”成都市教育局副局長婁進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如此總結。

　　原動力

　　什么是瘋狂奧數的原動力？

　　蔣楊斌分析，重點初中在“小升初”考試時，對奧數成績的強調是罪魁禍首。

　　“一方面有奧數獎牌的學生，可以優先入學，并得到數額不菲的獎學金；另一方面，在入學考試的試題里，會有幾道奧數的拉分題。”蔣楊斌說。

　　在教育資源不平等確實存在的前提下，幾乎每個家長，都毫無疑問地希望孩子進入更好的學校，便也毫無疑問而又無可奈何地將孩子送上了奧數的賽道。

　　事實上，為了保證教育的公平，成都乃至全國的“小升初”，早已禁止考試而實行就近入學和電腦搖號派位。

　　而私立學校和重點中學20%的自主招生政策，卻給“擇校”和“擇生”留下了空間。

　　“學校自己招生，說是不考試，實際上以各種名義在考。”蕭蕭媽媽說，“打電話讓你去咨詢，到了就考試，筆和草稿紙都給你準備好了。”

　　而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對這些行為的查處顯然力度不夠且缺少方法。

　　原動力的動力

　　當學校的“招生標準”成為眾矢之的時，很多初中校長因為各種原因保持了沉默。

　　一位不愿具名的成都重點中學校長對記者說，“學校之所以重視奧數成績，有一定的經驗道理支撐。很多老師反映，在小學階段學了奧數的孩子，邏輯分析能力確實較強，能更快適應初中的學習生活。”

　　“無論看奧數，看舞蹈還是看三好，學校唯一的目的，無非是為了招到更好的生源。”這位校長說。

　　雖然整個國家的教育政策和社會輿論，都在倡導均衡化，但這位當了20余年老師的中學校長卻認為，“幾乎不可能”。

　　“學校為什么一定要招到好的生源？只有好生源，才能有好成績，只有好成績，才能有口碑，學校才能發展下去。雖然教育行政主管部門三令五申均衡化，但其對學校的考核指標依舊離不開升學率。

　　在升學率是學校的生存法則時，對好生源的爭奪自然是第一邏輯。

　　學生想上好學校，學校想要好學生，奧數成績成為最有效的衡量工具，不管是學校導向影響了家長，還是家長心態誤解了學校，總之，在這樣的消長關系下，瘋狂奧數找到了起點。

　　市場

　　似乎有一種看不見的動力，推動著這場“奧數”競賽向前飛跑，一環扣一環，不可分割。

　　當奧數漸漸走向瘋狂的時候，一個圍繞于此的經濟利益鏈條，便也逐漸成形了。

　　還在2005年的時候，成都市大大小小奧數培訓機構，已經達到100余家。這些培訓機構的創辦者，大多是從學校辭職的老師，或者少年宮、教培機構等教育系統內的法人機構，具備一定的資金能力，并掌握一定的教育資源。

　　成立于1998年的望子成龍培訓學校，正是靠給學生介紹家教起家。其校長蔣楊斌說，目前，奧數培訓是小學培訓市場里最大的支柱，是培訓學校僅次于高考、中考培訓的第二大收入來源。

　　在望子成龍，一個孩子每年的學費是5000元，在成都，奧數培訓市場的蛋糕，每年至少十幾個億。

　　這筆錢的支付者，是每個望子成龍的學生家長，參與分成的，有奧數競賽的組織者、教育局的培訓中心、青少年宮、各類培訓機構和老師。

　　“名師”資源，是各個培訓學校的招牌，也是這個經濟利益的鏈條里，最關鍵的部分。

　　在這些培訓老師中，三分之二是在職老師。他們主動或被培訓機構邀請，加入到奧數培訓的隊伍中來。

　　據成都市教育局的統計，僅成都市區，課外兼職培訓的在職老師，不少于3000人。

　　青羊區的陳老太婆、青少年宮的林成庚、名師堂的秦燕、華數培有訓中心的羅朝述，都是成都知名的奧數培訓老師。

　　49歲的支偉力也是其中之一。

　　從2001年開始，支偉力就加入了成都的奧數培訓隊伍。在成都奧數老師的圈子里，支偉力的教學能力，頗受學生和家長認可。

　　支偉力的本職工作，是成都七中嘉祥的在職數學老師。在這所成都著名的私立初中里，八成以上的老師都在校外兼職。

　　如此多的老師出來兼職，可觀的收入自然是重要原因。

　　“一般公立學校的老師，每個月的工資也就2000塊錢，我在私立學校高一點，也就3000多，而我在校外兼職的收入，比學校的收入還要多。”支偉力說，如今，因為教學成績突出，他已經成為名師堂培訓機構的股東，定期享受分紅。

　　生銹

　　除了到培訓機構兼職，個別在職老師，也利用自己手里的學生資源，自己開起了“培訓班”。

　　成都市教育局副局長婁進說，這些培訓班往往沒有營業執照，租個學校的教室，就可以開課。

　　蔣楊斌的估計是，這樣的所謂培訓機構，占到整個成都奧數培訓機構的七成。

　　在蔣楊斌的望子成龍培訓學校里，老師需經考核，才能上崗教課，有名氣有能力的老師，是學校招攬生源的招牌。

　　而在不規范的奧數班里，師資的能力并不能得到保證。“甚至有教語文的老師，自學奧數考了執照，在外面帶班。”

　　這些學校生源的招攬，依靠的是“老師的影響力。”

　　“有的老師，把自己的學生整班轉移到校外的培訓班。正常的課程不上完，等到培訓班上，家長又不敢不讓自己的孩子去，意見很大。”

　　蔣楊斌說，奧數培訓市場，本來無可厚非，但正是這些不規范行為的存在，才使這個鏈條生了銹，讓大家誤解。

　　“在金錢和利益的驅動力下，個別老師喪失了起碼的師德，傷害了學生和家長的感情。”成都市教育局副局長婁進說，正是這樣的現狀，讓成都下定決心，出臺五條禁令，規范在職教師行為。搬出一塊石頭，堵住瘋狂奧數的車輪。

　　“我們絕對是動真格的！”婁進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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